一九三七年八月，渭北高原的风卷着黄土，刮过潼关的城楼，却吹不散军营里那股沉甸甸的闷。
我叫罗家祥，十八岁，陕西铜川人，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的一个兵。
去年这时候，我还在老家田埂上放羊，哪能想到今天会扛着枪站在这里。
报纸上“东北丢了”、“华北危了”那些字，像针一样扎心。
那天我瞒着爹娘，在县城招兵处把拇指按在红印泥上，使劲戳在那张糙纸上。
手抖得厉害，胸口却烧着一团火。
“家祥，发啥呆！
子弹带系紧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一个沙哑的声音把我拽回来。
是班长老猫。
他姓毛，眼睛夜里会发亮，像山猫。
脸上那些皱纹，是风和沙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
我们在潼关驻防快半年了。
从连枪都端不稳的农家娃，到现在能让手里这杆汉阳造听话，汗水把我们都重新浇铸了一遍。
可这些天，气氛不一样了。
操练的哨子吹得急，实弹打得勤，长官们的眉头锁得死紧。
连部那个戴眼镜的文书偷偷说：“上海……闸北那边跟日本人干上了！
打得凶，中央军最硬的部队都顶上去了！”
这消息像块石头砸进水里，在营里荡开一圈圈涟漪。
不安，躁动，还有一种憋了很久的东西，在熄灯后的通铺间悄悄流动。
终于，命令下来了——全军开拔，东出潼关，奔上海！
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金属碰撞声和杂乱的脚步声。
我摸着手里这杆编号都快磨平的汉阳造，枪管被手心焐得有点温。
前面就是人们说的“东方巴黎”，现在却成了个吃人的地方。
出发前，每人发了三块大洋和一张糙纸——弟兄们叫它“绝命家书”。
捏着那张薄纸，我手指头首颤。
爹娘不识字，我离家时说去省城找活干。
现在这信该怎么写？
难道说儿子要去送死？
恍惚间，好像看见娘被灶火熏红的眼，爹被扁担压弯的背。
最后我找文书借了笔，蘸足墨，使上全身力气写下一行字：“爹，娘，儿在外平安，别惦记。
等儿回来孝顺。”
落款，罗家祥。
把信仔细折好，连同那三块沉甸甸的大洋，交给留守的老乡。
要是我回不来了，这就是我最后的一点念想。
部队开拔了，像条灰蟒在山路上爬。
眼前的景象，比说书人讲的还惨。
逃难的人像洪水一样从东边涌来，扶老携幼，满脸惊慌。
他们扔了祖屋田地，只拎着个小包袱，眼里全是家没了的那种茫然。
看着怀里哭的娃娃，看着一步三回头、眼泪汪汪的老人，我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。
“别瞅了！”
老猫粗糙的手拍在我后颈上，“把这些人记心里！
到了前线，枪子儿给我瞄准点！
今天他们这样，要是咱们败了，咱陕西的爹娘姐妹明天也这样！”
我没吭声，把枪带又攥紧了些。
行军是受罪。
脚上的泡破了又起，最后变成厚茧子。
汗水把军装湿了干、干了湿，结出一圈圈白碱。
干粮硌牙，水壶里的水带着铁锈味。
没人抱怨，有股劲儿推着大伙闷头往前走，就想早点到那个正在流血的地方。
一路上，上海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，每个字都带着血腥味。
日本人的飞机遮天，炮舰凶猛，铁王八横冲首撞。
咱们的弟兄，成连成营地战死，用身子骨挡着钢铁。
“听见没？”
老猫突然停脚，侧着耳朵向东听。
风里传来低沉的轰隆声，不是打雷。
“那是炮响。
上海，快到了。”
我屏住呼吸，果然捕捉到天地交界处传来的闷响，像怪兽在嚎，震得脚下地皮都在抖。
九月中旬，我们终于踏进上海外围。
一股怪味扑鼻而来，硝烟的呛、泥土的腥、东西腐烂的臭，还有消毒水的刺鼻，混在一起让人想吐。
灰蒙蒙的天上，涂着红膏药的敌机像乌鸦一样掠过，不时扔下要命的东西。
远处，上海的高楼在火和烟里扭曲晃动，那座光鲜亮丽的大城市，现在真成了绞肉的机器。
我们被紧急补充到刚打过恶仗的阵地。
脚下的土是暗红色的，泥泞粘脚。
战壕挖得潦草，到处是弹坑，散落着枪械碎片和空弹壳。
偶尔能看到用破军装盖着的尸体，无声地说着刚才有多惨。
一个满脸黑灰、军装破成条的中央军军官，嗓子哑得快说不出话，给我们交代敌情和防守要点。
他眼里是见惯了生死的麻木。
指着前面一片狼藉的开阔地：“鬼子就在那儿，不到八百米。
老规矩，先飞机大炮犁一遍，再坦克步兵冲。
炮击时都给老子藏好了！
等近了再打！
瞄准步兵打，别浪费子弹打铁王八！”
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，嘴里发干。
这就是战场，没有诗歌里的豪情，只有死等和随时会来的死亡。
老猫默默帮我整理装备，紧了紧子弹带，又往我手里塞了两颗沉甸甸的手榴弹。
“碎怂，怕不？”
他哑着嗓子问。
我舔舔裂口的嘴唇，想说“不怕”，可喉咙像堵着东西，只好老实点头。
“怕，不丢人。”
老猫咧开嘴，黄牙在黑脸上特别显眼，“头回上阵，不怕那是吹牛。
记住，越怕，手越要稳，眼越要毒。
听我命令，我让你打哪就打哪。
别探头，别逞能，活着，才能多杀鬼子。”
天黑了，阵地却没静下来。
流弹咻咻地划破夜空，远处的爆炸不时把天地照成惨白。
我、老猫，还有班里七八个弟兄，蜷在湿漉漉的战壕里，听着催命般的炮声越来越密，等着天亮，等着不知道会怎样的明天。
山雨来了，风灌满了楼。
属于我的战争，就要开始了。
我叫罗家祥，十八岁，陕西铜川人，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的一个兵。
去年这时候，我还在老家田埂上放羊，哪能想到今天会扛着枪站在这里。
报纸上“东北丢了”、“华北危了”那些字，像针一样扎心。
那天我瞒着爹娘，在县城招兵处把拇指按在红印泥上，使劲戳在那张糙纸上。
手抖得厉害，胸口却烧着一团火。
“家祥，发啥呆！
子弹带系紧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一个沙哑的声音把我拽回来。
是班长老猫。
他姓毛，眼睛夜里会发亮，像山猫。
脸上那些皱纹，是风和沙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
我们在潼关驻防快半年了。
从连枪都端不稳的农家娃，到现在能让手里这杆汉阳造听话，汗水把我们都重新浇铸了一遍。
可这些天，气氛不一样了。
操练的哨子吹得急，实弹打得勤，长官们的眉头锁得死紧。
连部那个戴眼镜的文书偷偷说：“上海……闸北那边跟日本人干上了！
打得凶，中央军最硬的部队都顶上去了！”
这消息像块石头砸进水里，在营里荡开一圈圈涟漪。
不安，躁动，还有一种憋了很久的东西，在熄灯后的通铺间悄悄流动。
终于，命令下来了——全军开拔，东出潼关，奔上海！
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金属碰撞声和杂乱的脚步声。
我摸着手里这杆编号都快磨平的汉阳造，枪管被手心焐得有点温。
前面就是人们说的“东方巴黎”，现在却成了个吃人的地方。
出发前，每人发了三块大洋和一张糙纸——弟兄们叫它“绝命家书”。
捏着那张薄纸，我手指头首颤。
爹娘不识字，我离家时说去省城找活干。
现在这信该怎么写？
难道说儿子要去送死？
恍惚间，好像看见娘被灶火熏红的眼，爹被扁担压弯的背。
最后我找文书借了笔，蘸足墨，使上全身力气写下一行字：“爹，娘，儿在外平安，别惦记。
等儿回来孝顺。”
落款，罗家祥。
把信仔细折好，连同那三块沉甸甸的大洋，交给留守的老乡。
要是我回不来了，这就是我最后的一点念想。
部队开拔了，像条灰蟒在山路上爬。
眼前的景象，比说书人讲的还惨。
逃难的人像洪水一样从东边涌来，扶老携幼，满脸惊慌。
他们扔了祖屋田地，只拎着个小包袱，眼里全是家没了的那种茫然。
看着怀里哭的娃娃，看着一步三回头、眼泪汪汪的老人，我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。
“别瞅了！”
老猫粗糙的手拍在我后颈上，“把这些人记心里！
到了前线，枪子儿给我瞄准点！
今天他们这样，要是咱们败了，咱陕西的爹娘姐妹明天也这样！”
我没吭声，把枪带又攥紧了些。
行军是受罪。
脚上的泡破了又起，最后变成厚茧子。
汗水把军装湿了干、干了湿，结出一圈圈白碱。
干粮硌牙，水壶里的水带着铁锈味。
没人抱怨，有股劲儿推着大伙闷头往前走，就想早点到那个正在流血的地方。
一路上，上海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，每个字都带着血腥味。
日本人的飞机遮天，炮舰凶猛，铁王八横冲首撞。
咱们的弟兄，成连成营地战死，用身子骨挡着钢铁。
“听见没？”
老猫突然停脚，侧着耳朵向东听。
风里传来低沉的轰隆声，不是打雷。
“那是炮响。
上海，快到了。”
我屏住呼吸，果然捕捉到天地交界处传来的闷响，像怪兽在嚎，震得脚下地皮都在抖。
九月中旬，我们终于踏进上海外围。
一股怪味扑鼻而来，硝烟的呛、泥土的腥、东西腐烂的臭，还有消毒水的刺鼻，混在一起让人想吐。
灰蒙蒙的天上，涂着红膏药的敌机像乌鸦一样掠过，不时扔下要命的东西。
远处，上海的高楼在火和烟里扭曲晃动，那座光鲜亮丽的大城市，现在真成了绞肉的机器。
我们被紧急补充到刚打过恶仗的阵地。
脚下的土是暗红色的，泥泞粘脚。
战壕挖得潦草，到处是弹坑，散落着枪械碎片和空弹壳。
偶尔能看到用破军装盖着的尸体，无声地说着刚才有多惨。
一个满脸黑灰、军装破成条的中央军军官，嗓子哑得快说不出话，给我们交代敌情和防守要点。
他眼里是见惯了生死的麻木。
指着前面一片狼藉的开阔地：“鬼子就在那儿，不到八百米。
老规矩，先飞机大炮犁一遍，再坦克步兵冲。
炮击时都给老子藏好了！
等近了再打！
瞄准步兵打，别浪费子弹打铁王八！”
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，嘴里发干。
这就是战场，没有诗歌里的豪情，只有死等和随时会来的死亡。
老猫默默帮我整理装备，紧了紧子弹带，又往我手里塞了两颗沉甸甸的手榴弹。
“碎怂，怕不？”
他哑着嗓子问。
我舔舔裂口的嘴唇，想说“不怕”，可喉咙像堵着东西，只好老实点头。
“怕，不丢人。”
老猫咧开嘴，黄牙在黑脸上特别显眼，“头回上阵，不怕那是吹牛。
记住，越怕，手越要稳，眼越要毒。
听我命令，我让你打哪就打哪。
别探头，别逞能，活着，才能多杀鬼子。”
天黑了，阵地却没静下来。
流弹咻咻地划破夜空，远处的爆炸不时把天地照成惨白。
我、老猫，还有班里七八个弟兄，蜷在湿漉漉的战壕里，听着催命般的炮声越来越密，等着天亮，等着不知道会怎样的明天。
山雨来了，风灌满了楼。
属于我的战争，就要开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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